为东亚的两个近邻,分别居于大陆与海岛的中日两国,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可谓是天然之敌,生活在富饶大陆上的炎黄子孙,不可能体会到身处岛屿上的日本人的那种危机意识。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日本之所以有这么孜孜不倦的民族主义情结和侵略意识。一个重要原因就其自身恶劣的自然的理环境。

    作为一个日本人,他们在很小的时候便明白日本国土狭窄,资源匮乏,又兼处于太平洋和亚洲活跃版块之间,所以日本天灾不断,因此,日本人缺乏安全感,并且作为遗传基因祖辈相传下来。而1923年的毁灭性的关东大地震,更是让每一个日本人的脑海中形成了一个意识,如果他们继续生活在并不稳定的日本列岛,不仅他们的国家不可能有所发展,甚至日本民族亦将毁灭于未来毁灭性的地震中,由此每一个日本人的脑海中都明白了一个道理如果不进行对外扩张,那么等待他们的就将是灭亡。

    千百年来,尽管日本把中国视为老师,但在另一方面日本却始终把中国和朝鲜视为要敌人。其目的就是要为本国开拓更大更好更稳定的生存空间。

    而近代,随着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以及中国的没落,使得日本第一次高高在上的眼光,甚至失望的眼神打量着这个“不争气的老师”,从步步蚕食到民26年的全面入侵,这一切只使得中日两国迅速成为了真正的生死之敌,尽管在两年前停战协议已经经签署,而且现在双方表面上互称“友邦”,但事实上,彼此都非常明白——这只不过是数年的停战罢了,在未来,战争必然将会再次爆发。

    也正因如此,双方才会认真的关注彼此,彼此间稍有一些风吹草动,都有可能令对方做出一些意想不到的反应,或者说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新政治体制的完成,时间上如果能赶上对中国事变的处理和当前外交问题的转变,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但须防止急于求成。”就新体制和政党之间的关系来说,我完全没有无视原有政党来行事的想法。”关于开展新体制运动,虽然有人说,为使这一运动顺利进行,需要一些行政权力。因而需要先组织内阁,但是我绝对没有那样想法。我想,即使多少有些不便,也要有耐性。但是,为了弥补这种不便,是否要取得政府的协助呢?……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政府方面现在对推行新体制应该主动给予协助按我的想法,新政治体制包含的关系有:国民组织,和国民组织并行的议会,政府同统帅部之间的联系,以及政府内部府内部的统一等。所以我没有使用新党这个词。新政治体制的中心是内阁,新政治体制的推动力是来自国民组织的政治力量,这种政治力量不是旧有概念的政党,而是既能进入政府、也能进入军队,能够进入一切组织的政治力量。”

    近晌午时分,随着一份从日本发来的密电被送至北平绥靖公署主任办公室内,管明棠盯着手中的报告,脸上的神色却变得复杂起来,或许其它人并不知道,但在另一个时空之中“新体制”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宣告着日本进入了“战时状态”,或者说朝着战争踏上最为有力的一步。

    “没想到,这个近卫竟然要掀起这场改变,主任,您觉得日本的那些党派会支持近卫吗?”

    相比于管明棠借鉴另一个时空的历史,去思索这一看似并不起眼的小事件,杨永泰显然并没有意识到“新体制”对日本的未来造成的冲击,在看来,这不过过只近卫的“政治游戏”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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