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大学,西校门。

    季羡霖一身布衣布服布帽,双手放在背后,静静地站在石狮子的面前,耐心等待。

    不一会儿,一辆红旗小轿车开来。

    从里面走出一个光着头佝偻着背的老人,虽然年迈,但眼睛炯炯有神,如钢锥般尖锐,嘴唇紧抿着,微微上翘,看上去十分倔强。

    “羡霖兄。”

    “梁公,可算把你盼到了。”

    季羡霖笑着迎了上去,和梁簌溟握手。

    这份尊重,不仅仅是作为副校长,对跟燕大有渊源的大师该有的尊重,也是出于个人对梁簌溟的敬意,这是他平生最敬重的人之一。

    五四浪潮之下,梁簌溟讲论中西文化,开创“新儒学”,被称作是“最后一个儒者”。

    民族危亡之际,发起民zhu同盟,支持抗战,曾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这一辈子,主要追求两个问题。

    一是人生问题,人活着为了什么?

    二是华夏问题,华夏究竟该何处去?该如何崛起?

    “一直公务缠身,现在才抽的空。”

    梁簌溟抱以歉意,跟着他步入燕园。

    “梁公应该很多年没来过燕大了吧?”

    季羡霖一边走,一边给他介绍。

    “是啊,依稀记得我是在1917年就职燕大的老师。”梁簌溟回忆道。“当年,还是蔡元锫蔡公任校长,他邀请我来教天竺哲学。”

    “那岂不是跟我所教的有异曲同工之妙?”

    季羡霖大为意外。

    “别提了,我哪里懂得什么天竺哲学,天竺宗教那么多,我只是勉勉强强领会一点佛家思想而已,当时就跟蔡公推辞,‘要我教,我是没得教呀‘,没想到蔡公说,天竺哲学又有哪一个人真懂呢,寻不到人,只能请你来。”

    梁簌溟哭笑不得道:“我就这么赶鸭子上架,在燕大教起了哲学,讲起了佛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