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相公不能这么说！”邓太后笑道：“我宫里的薪柴菜蔬都是城外皇庄送来的，银子只是衣料脂粉什么了，这些东西又不是必要之物，最多少换几身衣服就是了，有什么苦的。再说这江山毕竟是高家的，若是咱们高家人都不肯带头出钱认捐，还要别人出钱，这也太说不过去了。列位不必多说了，哀家回去之后便会派女官商议此事！”
“妾身也是高家的一份子，那也捐一万五千两吧！”林晚晴笑道，她和邓太后不同，内宫秉笔承旨之首，宦囊之丰厚，在汉京城中也是数得着的，掏出这一万五千两好不费力，只是不能超过了太后的罢了。
“好，这下不就有快四万两了！”邓太后笑道：“戚相公，你再把剩下两招说来听听，我看这延英奏对着实不错，这么大的事情，一起坐下来说说就解决了，也多亏先帝爷在世的选了几位相公这等贤臣。”
帘外几人听到邓太后提到先帝，赶忙起身齐声道：“老臣敢不尽心竭力，以报先帝厚恩！”他们这几人能够做到今天这步，自然是先帝宠信简拔的，此时听到邓太后提到先帝，心中也不禁一阵激动。
“太后贤明，我等回去后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办好了！”王启年低咳了一声，对戚之悌道：“戚大人，你接着说吧！”
“是，王相公！”戚之悌道：“所谓借支，便是向各省节度借钱。列位应该都知道，自从平定长毛之乱后，各省节度权力大增，很多兵兴时候截留下来当做军资的财赋成了惯例，太平之后也不再转运到中枢，加上其他临时开征的杂税，所以其实不是没钱，而是朝廷没钱，各省有钱。如果朝廷能够向各省借支个几百万两，缅甸战事钱的问题其实也就够了！”
“嗯！戚相公说的是！”邓太后点了点头：“这桩事便让哀家出面吧！他们好歹还是高家的臣子，总要卖哀家几分面子！”
“那第四招便是发债，这法子倒也简单：便是向富商发行债卷，然后约定年息几分，多少年偿还，只是这法子要押物，而且利息和本金将来也要用百姓的税赋来还，归根结底还是要增税！”
“此法可有先例？”
“征长毛时便曾用过，向富商发行债卷，借钱富商便以盐票为抵押品，而且后来还在省县建立了咨议局，后事颇多！”
“嗯，那发债的法子还是先斟酌一番的好！”邓太后叹了口气：“若是其他三个办法都不成了，再用最后一个法子吧！不过我听说好像英人常用发债的法子，难道他们不在乎后果？”
“这个！”王启年等人被邓太后这个问题问住了，倒是户部尚书胡克勤执掌户部多年，对于财税之道颇有心得，起身答道：“太后有所不知，英人疆土辽阔，天下财富汇集伦敦一地，便如那流水一般，寻求获利之道。英人政府又信誉卓著，息债从无拖欠抵赖之事，是以每当发债之时，其商贾皆踊跃购买，其息一年下来也不过三四厘，远较我国低，朝廷承受的起！”
“原来如此！”邓太后叹了口气：“怪不得其后来居上，为海西第一强国，倒也尤其独到之处！”言下颇有艳羡之意，邓太后感叹了几声，随口问道：“那若是我们也发债的话，要出多少利息呢？”
众人的目光一下子积聚到了户部尚书胡克勤的身上，胡克勤也感觉到了目光中的那种无形压力，他咬了咬牙，沉声道：“回禀太后，若是朝廷发债，只怕一年下来不会少于六厘、，而且还得拿出盐票作为抵押。”
“啊？”帘幕后邓太后不禁本能的掩住了口，她万万没有想到同样是发债，英顺两国竟然有这么大的差异，一旁的林晚晴赶忙截口道：“胡大人，怎的有这么大的差距，莫不是弄错了吧！”
胡克勤却没有听出林晚晴话中让他改口的意思，斩钉截铁的答道：“二位娘娘，老臣虽然无能，但身居户部尚书之位也有些年头了，这等财计之事决计错不了的。
“胡大人，哀家没有怀疑你的意思，只是不明白都是借钱，为何英国人只要三四厘，而我大顺天朝却要六厘，几乎是他们的一倍了！”
“太后有所不知，微臣打个比方，同样是买卖粮食，若是秋收之时，市场上到处都是新粮上市，自然便宜的很；而到了春荒的时候，市场上粮食就少多了，自然价码也就不一般了。这借钱也是一样，英国人的伦敦市场全世界的钱都集萃其地，英国人若要借钱，可以选择的对象多，自然出的利息少；而我们大顺的银钱不及英人多，所以借钱的对象少，所以要付的利息高。再说英人已经发债多年，与商人平买平卖，信誉卓著，而我大顺这方面就逊色多了！”
“原来如此！”邓太后听到这里，不由得慨叹了一声。与邓太后不同，延英殿中其余几人都是久经宦途之人，从胡克勤的话语中得到的信息更多，他们虽然没有受过现代的公共财政学教育，但是十九世纪末的中国，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商品经济已经相当繁荣，以此为基础的大规模金融市场已经有了雏形，而旧有的以农业税收、盐铁税、海关税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中央政府面对这日益复杂的外部环境越发捉襟见肘，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不得不想方设法的从各方面开辟新的财源来面对来自内外的各种新挑战。在这种情况下，这几位自然对一些基本公共财政学的知识有了一些朴素的认识，胡克勤刚才指出英顺两国在发债成本和难度的差距其实就间接的反应了两国政府在政府信誉和财政能力上的巨大差距，由于顺国的士人精英集团与掌握着巨大财富的商人集团的利益并不是完全重合的，所以一旦朝廷遇到财政困难的时候，就更倾向于采用强迫或者欺骗手段从商人手中获得所需的资金。这样一来，当下一次又出现类似情况的时候，借钱给政府的顺国商人自然要把以前的风险计算在内，索要更高的利息和更多的抵押品。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大叛乱”时向商人的“大借款”就是很好的例子，当时刚刚被英国人击败的顺朝皇帝为了镇压1851年的“拜上帝会”、1856、1858分别在云南和陕西爆发的**、1853年的捻军起义这四场暴动，不得不向当时最为富有的商人借款，而受到战争破坏的市场上资金十分匮乏，加上过往的不良记录，结果顺国政府不得不以非常苛刻的条件向商人们借到了总数达八百万两的白银作为军费——以两淮的盐税和地方开征厘金作为还债的抵押品，而且年利率高达百分之九，这在以贵金属作为通货的时代是个非常惊人的数字。在进行了洋务运动以后的十九世纪末的中国，顺军的一共二十五个营(顺军的营大概相当于西方的师)的常备陆军的装备和训练已经赶上了欧洲列强，如果不考虑双方的兵员的差距，其实大顺和欧洲列强最大的差距是在政府的财政能力上，大顺那还处于半近代化的财政能力根本不足以支撑他的军队进行一场大规模近代化的战争。
正当众人正在沉思的时候，帘幕后突然传出一个甜美的声音：“太后，太妃，妾身刚才听得列位大人所说，突然有了几分心得——”
邓太后闻言大喜，她知道说话的江清月平日里为人十分谨慎寡言，但若是开口，必有所中，赶忙笑道：“那是最好了，江家妹子快快说来与哀家与列位大人听听！”
“妾身也是高家的一份子，那也捐一万五千两吧！”林晚晴笑道，她和邓太后不同，内宫秉笔承旨之首，宦囊之丰厚，在汉京城中也是数得着的，掏出这一万五千两好不费力，只是不能超过了太后的罢了。
“好，这下不就有快四万两了！”邓太后笑道：“戚相公，你再把剩下两招说来听听，我看这延英奏对着实不错，这么大的事情，一起坐下来说说就解决了，也多亏先帝爷在世的选了几位相公这等贤臣。”
帘外几人听到邓太后提到先帝，赶忙起身齐声道：“老臣敢不尽心竭力，以报先帝厚恩！”他们这几人能够做到今天这步，自然是先帝宠信简拔的，此时听到邓太后提到先帝，心中也不禁一阵激动。
“太后贤明，我等回去后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办好了！”王启年低咳了一声，对戚之悌道：“戚大人，你接着说吧！”
“是，王相公！”戚之悌道：“所谓借支，便是向各省节度借钱。列位应该都知道，自从平定长毛之乱后，各省节度权力大增，很多兵兴时候截留下来当做军资的财赋成了惯例，太平之后也不再转运到中枢，加上其他临时开征的杂税，所以其实不是没钱，而是朝廷没钱，各省有钱。如果朝廷能够向各省借支个几百万两，缅甸战事钱的问题其实也就够了！”
“嗯！戚相公说的是！”邓太后点了点头：“这桩事便让哀家出面吧！他们好歹还是高家的臣子，总要卖哀家几分面子！”
“那第四招便是发债，这法子倒也简单：便是向富商发行债卷，然后约定年息几分，多少年偿还，只是这法子要押物，而且利息和本金将来也要用百姓的税赋来还，归根结底还是要增税！”
“此法可有先例？”
“征长毛时便曾用过，向富商发行债卷，借钱富商便以盐票为抵押品，而且后来还在省县建立了咨议局，后事颇多！”
“嗯，那发债的法子还是先斟酌一番的好！”邓太后叹了口气：“若是其他三个办法都不成了，再用最后一个法子吧！不过我听说好像英人常用发债的法子，难道他们不在乎后果？”
“这个！”王启年等人被邓太后这个问题问住了，倒是户部尚书胡克勤执掌户部多年，对于财税之道颇有心得，起身答道：“太后有所不知，英人疆土辽阔，天下财富汇集伦敦一地，便如那流水一般，寻求获利之道。英人政府又信誉卓著，息债从无拖欠抵赖之事，是以每当发债之时，其商贾皆踊跃购买，其息一年下来也不过三四厘，远较我国低，朝廷承受的起！”
“原来如此！”邓太后叹了口气：“怪不得其后来居上，为海西第一强国，倒也尤其独到之处！”言下颇有艳羡之意，邓太后感叹了几声，随口问道：“那若是我们也发债的话，要出多少利息呢？”
众人的目光一下子积聚到了户部尚书胡克勤的身上，胡克勤也感觉到了目光中的那种无形压力，他咬了咬牙，沉声道：“回禀太后，若是朝廷发债，只怕一年下来不会少于六厘、，而且还得拿出盐票作为抵押。”
“啊？”帘幕后邓太后不禁本能的掩住了口，她万万没有想到同样是发债，英顺两国竟然有这么大的差异，一旁的林晚晴赶忙截口道：“胡大人，怎的有这么大的差距，莫不是弄错了吧！”
胡克勤却没有听出林晚晴话中让他改口的意思，斩钉截铁的答道：“二位娘娘，老臣虽然无能，但身居户部尚书之位也有些年头了，这等财计之事决计错不了的。
“胡大人，哀家没有怀疑你的意思，只是不明白都是借钱，为何英国人只要三四厘，而我大顺天朝却要六厘，几乎是他们的一倍了！”
“太后有所不知，微臣打个比方，同样是买卖粮食，若是秋收之时，市场上到处都是新粮上市，自然便宜的很；而到了春荒的时候，市场上粮食就少多了，自然价码也就不一般了。这借钱也是一样，英国人的伦敦市场全世界的钱都集萃其地，英国人若要借钱，可以选择的对象多，自然出的利息少；而我们大顺的银钱不及英人多，所以借钱的对象少，所以要付的利息高。再说英人已经发债多年，与商人平买平卖，信誉卓著，而我大顺这方面就逊色多了！”
“原来如此！”邓太后听到这里，不由得慨叹了一声。与邓太后不同，延英殿中其余几人都是久经宦途之人，从胡克勤的话语中得到的信息更多，他们虽然没有受过现代的公共财政学教育，但是十九世纪末的中国，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商品经济已经相当繁荣，以此为基础的大规模金融市场已经有了雏形，而旧有的以农业税收、盐铁税、海关税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中央政府面对这日益复杂的外部环境越发捉襟见肘，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不得不想方设法的从各方面开辟新的财源来面对来自内外的各种新挑战。在这种情况下，这几位自然对一些基本公共财政学的知识有了一些朴素的认识，胡克勤刚才指出英顺两国在发债成本和难度的差距其实就间接的反应了两国政府在政府信誉和财政能力上的巨大差距，由于顺国的士人精英集团与掌握着巨大财富的商人集团的利益并不是完全重合的，所以一旦朝廷遇到财政困难的时候，就更倾向于采用强迫或者欺骗手段从商人手中获得所需的资金。这样一来，当下一次又出现类似情况的时候，借钱给政府的顺国商人自然要把以前的风险计算在内，索要更高的利息和更多的抵押品。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大叛乱”时向商人的“大借款”就是很好的例子，当时刚刚被英国人击败的顺朝皇帝为了镇压1851年的“拜上帝会”、1856、1858分别在云南和陕西爆发的**、1853年的捻军起义这四场暴动，不得不向当时最为富有的商人借款，而受到战争破坏的市场上资金十分匮乏，加上过往的不良记录，结果顺国政府不得不以非常苛刻的条件向商人们借到了总数达八百万两的白银作为军费——以两淮的盐税和地方开征厘金作为还债的抵押品，而且年利率高达百分之九，这在以贵金属作为通货的时代是个非常惊人的数字。在进行了洋务运动以后的十九世纪末的中国，顺军的一共二十五个营(顺军的营大概相当于西方的师)的常备陆军的装备和训练已经赶上了欧洲列强，如果不考虑双方的兵员的差距，其实大顺和欧洲列强最大的差距是在政府的财政能力上，大顺那还处于半近代化的财政能力根本不足以支撑他的军队进行一场大规模近代化的战争。
正当众人正在沉思的时候，帘幕后突然传出一个甜美的声音：“太后，太妃，妾身刚才听得列位大人所说，突然有了几分心得——”
邓太后闻言大喜，她知道说话的江清月平日里为人十分谨慎寡言，但若是开口，必有所中，赶忙笑道：“那是最好了，江家妹子快快说来与哀家与列位大人听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