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州,真定城(今河北正定)。

    再次品味到坐困愁城滋味的张邦昌面前,来自河东辽州(今山西省阳泉市)境内的说客才刚刚离去。

    自从北面比邻山后的云、恒、应诸州相继沦陷之后,他就已经彻底被断了出奔塞外的可能性了。

    难道真的向新冒出来的西军称臣,就能保住他现有仅剩的一切了么;要是在此之前依旧掌握大局的情况下,他一定会不惜代价抓住这根救命稻草的,但是现在这种困兽一隅局面下他却饭更加犹豫和迟疑了。

    只可惜任凭对方说的天花乱坠如何,西军尚在河东跋涉而毫无险阻的淮军已经近在肘腋了;难不成就此屈尊而打出西军的旗号,就能让淮军知难而退,或是稍缓下攻势了么,这显然也是完全不现实的事情啊。

    难道要他卑躬屈膝的率部通过比邻河东的天险——井陉,逃到那个死对头张德坤的地盘上苟延残喘么;正所谓是异端和叛徒可要比敌人更加令人痛恨的结果,他和对方可是打的死去活来而手中血债累累了;

    说实话,他也实在没有把握在退到对方地盘上之后,还有足够的敌骑和信心维持自己的权势和独立性,而不至于变成夙有积怨的对方,软刀子割肉式的鱼肉对象。

    而镇州境内这些对方驻军,原本也是为了防备来自河东方面攻击而长期聚集和驻留的,两边持续不断的交手也不算少了,一旦到了对方的地头上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了。

    如果是这样结果的话,他当初又何苦要在具有优势的时候对淮军抗拒到底,而不是带着更多筹码投过去求一个容身的位置呢。至少在对方手里可没有血仇和旧怨,而只是纯粹的势力消长之争,多数会不吝给识时务的主动退出者,一个体面的下台和退场机会。

    然而思前想后,他又不免有些侥幸心思起来;眼看西军大举东进在即,只要在这里继续坚持那么一下下,也许很快淮军就无暇顾及自己这边了。也许,自己还可以凭借这个境况,从对方那里给交涉到更好的条件。

    不然就算是自己危在旦夕的关键时刻,也万全可以开放井陉天险而主动引河东郡和西军,借到此关入寇河北而作那玉石俱焚之事。

    但这一切的前提,就是他依旧能够凭借过往的恩遇和威望,继续抓住麾下的几只关键人马,而令他们凭依城防再继续为自己争取一段时间,以迎来更多转机和变化。

    至于其他人的动摇和心思泛滥,他已经暂且顾不上了;

    比如那些在辗转退往镇州途中,相继“走散”和失踪的行台支使、判官、司马、参军事和掌书记,还有形形色色直官、亲事、要籍们,也是在半道就只剩下小半人了。

    又比如说,那些由他所任命却在半路上纷纷离去,的经略、观察、防御、守捉和团练使们;其中比较客气的一些是派人过来告知一声,说是带着亲族子弟回家乡起兵抗贼,为行台转移争取时间和拖阻敌势;

    但是实际上他们的去意和态度已经昭然可见了。或者说,就算让他们成功回到家乡去并拉起一支人马来,也不过是更多一些对大兵压境的淮军,讨价还价索要条件和待遇的底筹而已。

    但不管怎么说,他们这么做的结果在事实上,也多少起到了为他这个行台整顿备战而坚拒下去,变相的争取时间和起到迟阻的实际效果,哪怕在为今之势下,很有些饮鸩止渴的性质和意味。

    在这个最后的危亡时刻,他一度被各种阿谀奉承和卖力吹捧,所蛊惑和迷失自我的头脑,也再度变得清明和自省起来;至少让他看清楚了部下当中的忠奸自现,也明白了身边谁人才是可以依仗和重用的中流砥柱。

    只是这个代价实在有些太过惨重了,惨痛的让他几乎有些不愿意去面对起来。

    因此,他已经大发府库个中物资用来犒赏左近诸军,慷慨的许以良田美宅而人人有份;又以优先保护为名将众多军队眷属,给集中到自己眼皮下来,就近监视和引以为质;

    又派人四下散发兵甲,乃至到处现身说法大肆鼓吹淮镇所过之处,无论是大户士绅还是殷实人家,都不免竞相破家而妻离子散、驱为奴役的种种惨景;这才初初稳下了治下人心,而制造出某种浮于表面的同仇敌忾氛围来。

    然后又在各地逃亡过来的豪强大户及其亲族当中,重新募得五千精壮男子,加以训练和武装之后,号称为“敢当子”,与自己的衙前卫士一起,专门权宜处置城中悲观失望的言论和具有投降倾向的行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