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十三年的秋天是大明立国以来最温暖的一个秋天，已经到了十一月，京城里还没有一点儿冷的意思。在漫长而无风的秋日里，树木都换上了一身金色，京城人爱树，家里有旺盛的树木图的是个吉祥。何况这叶子还是金的，是家业兴旺的象征。
栖霞、牛首，这些风景之地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游人，读书人爱这个调子，在山上的寺庙里沏上杯茶，摆几局子，谈文论诗，不胜风雅。这个秋天也的确有很多可以入诗或入画的盛事，比如说那几天来泊的战舰，如浮城一般逆流而上，帆若流云。从船上卸下的东西更让人惊叹，据有机会靠近的人说，那一船船都是金子、银子还有珍珠翡翠等价值连城之物，是高丽赔偿给大明的。让异族割地赔款，那好像是自打宋朝后就没遇到过事了，看着一箱箱的银子被抬上四轮马车，拉进国库，围观者的欢声震天。
“皇上有了银子花，明年的税该不会催那么紧了吧”，街道边的店铺老板一厢情愿地想。
读书人的看法总是和百姓不太一样，老成持重者会摇头，“这绑人国王，空人府库的行为，有违君子之道，倒有点儿像绑票的强盗”。
年青一点的，则多认为靖海侯太过妇人之仁，抓了高丽国王，再胁天子以令诸侯，李成桂和那些勤王的义军还能折腾到哪去，况且老将汤和还在他身后虎视旦旦。
尽管在京城的茶楼上显眼之处都贴着“少谈国是，莫论人非”、“菜从口入，祸从口出”，大家私底下还是要交流一番，特别是到了山林、寺庙这种人少的地方，争论起来唇枪舌剑，更是热闹，若不是顾及读书人的脸面，有好几次都要大打出手。
从春天起，几乎整个京城都在关注着这场战争。各种消息和观点主张漫谈乱飞，消息和观点的主要来源依旧是《北平春秋》和《北平新报》，这两张报纸一个长于分析，一个信息及时，几乎卖得洛阳纸贵。京城的商人可也没闲着，他们虽然没有北平那么灵通的消息，也不会放着银子不赚。每当北平的报纸一出版，第一时间就有快马接力南传，不到三天，京城的字画摊上就摆满散发着未干墨香的同样版本，并且印刷技术和纸张都无可挑剔。
京城不比北平，皇上眼皮底下还是少捅篓子，这些白纸黑字的东西哪天被人参上一本，或被好事者找出点儿麻烦来，可不是闹着玩的。盗版则不同了，钱自己赚，责任是北平那帮人的，况且还不用给那些写文章的人润笔钱。反正那边的事，官府历来睁一眼，闭一眼。
读书人们最惬意的事就是隔三差五买上张新报纸，乘上四轮马车参加朋友的清谈。四轮马车比轿子快，有这东西是身份的象征，虽然这车到了城外的差一点儿路上好出个毛病，但总比走着的强吧。这马车不比报纸，可得买北平原产货，京城这一带的仿制品不实在，哪天走着走着车轴咔嚓下子断了，摔个灰头土脸不说，还得一步步挪回城去，那眼可就现大了。“这是咱这钢不嗯（硬），那帮家伙废了皇上几十万两银子，就是炼不出好钢来，简直呆得一屁掉糟（一塌糊涂），被拉去充军，活该”。吃过破车亏的人提起京城附近的冶炼场来，个个都义愤填膺。
可充军未必是件坏事，虽然说“好铁不撵钉”，但是这跟着太子出征的人，无论贵贱都发了点儿小财，听说高丽那边金子便宜，李尧将军又不是个省油的主，高丽王都的贵人见了大明小兵就偷偷往怀里塞金子，还唯恐对方不笑纳。曹振将军顾不过来，朱二先生有意纵容，还有个从没有人见过他讲理的常大将军旁边煽风点火，反正有命回来的腰包都很鼓。个别家在京城的士兵，新修了房子不说，媒婆都踏破了门槛。
“不就是有了几个臭钱么，前年还和我们一起在太*底子蹲着抓虱子呢”，一些闲汉撇着嘴数落，说完了，拍拍屁股，收拾收拾，找把刀子刮刮脸，还得到江边上看看水师今年招人不，运气好被挑中了，说不定明年这时候，用花轿子抬新娘子进门的就是自己。
那些在冶炼场被拉去充军的，大小也是个官，没准等下一仗打完，能封个将军，这也叫否极泰来。正去年主动从军的世家子弟现在都升官了，有人还用功名赎了其父辈亲近胡党的罪名。要想立不世功名，还是得从军啊，“请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
《北平春秋》和《北平新报》从震北军出关之日起就吵得厉害，热闹之处以至于人们抓起报纸，第一个看的不是连载的《三国演义》，而是两个报纸的吐沫仗。两家报纸一个注重道义，一个注重利益，各说各的理，并且各自的报纸上还有正反观点，自己打自己嘴巴。就拿朝廷最终没选择灭掉高丽而是接受了其再度称臣这件事来说，《北平春秋》的头版头条是，这符合圣人之道，不为己甚，“蹊牛夺田，古之仁君不为”，把这个策略赞得天上少有，地下无双。而在其第二版，则针锋相对地认为，朝廷此举有养虎遗患之嫌，高丽国一旦恢复了元气，辽东依然不安宁。
《北平新报》的正面观点是，此事压根和道义无关，曹振的士兵太少，向高丽运送弹药也不容易，震北军的最大弱点是必需有充足的弹药供应。如果再坚持下去，一旦震北军弹药耗尽，双方难免两败俱伤。此外，高丽王在国内号召力本来就不大，挟持他没太多意义。相反李成桂以民族大义为口号，尽得高丽民心，即使大明击败了李成桂，光扑灭各地的反叛也要数十年，太不合算。反而是收回自己的国土后，勒索一笔赔偿更合适，高丽国王无论换成谁，只要想平平安安地过日子，就得恭恭敬敬的按期支付赔款，这种巨额的赔款，只会让高丽越来越弱。反面观点是，短期来看，不灭高丽好处比灭掉它大。但从长远利益分析，应该灭掉它。李成桂狼子野心，一定会找机会东山再起。况且灭掉高丽，虽然平乱会耗上些年月，但百年过后，高丽人都成了大明百姓，谁还记得故国衣冠，天下永远太平才是万世之利。
刚刚回到国内的曹振可没时间理会别人怎么议论，他给武安国的解释也不过是“力穷”二字而已。而朱二先生对此的理解是，经过数百年的发展，高丽已经形成自己独特民族，与塞外各部落不同，那些部落无论是认为自己是夏、商还是周的后代，至少还认为自己是中原人，而高丽却从来没有这样的传说。击败李成桂容易，消灭高丽人的反抗难。辽东被高丽占领了那么多年，苏策宇依然带领自己的部众不肯屈服。从“鞭子”眼中，你能看到深深的不屈与刻骨的仇恨。同样，即使大明占领了高丽全境，高丽人中也会有苏策宇这样的英雄前仆后继。“谁也不希望我们的后人终日生活在仇恨中”，他对着武安国，轻轻地说。
虽然未必认同朱二的意见，武安国依然很欣赏这个独立思考的人。微笑着吃了个刘凌亲手做的桂花蜜饯，仿佛陶醉在其中的甜美般半天才评价道：“怎么处理高丽，那是你们的事，你们当时觉得合适，就是合适，反正皇上授权给你们了。至于后辈如何，他们会有自己的判断和选择，我们管好自己这一辈子就行了，何必考虑那么多。说不定哪天高丽人会和我们联起手来，对付共同的敌人呢”？他想着自己那个时空朝鲜半岛那场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国的战争，渐渐神驰。
“有道理，子孙们自然有子孙们的作为”，曹振在一旁接过话题，打趣道“此间乐，不思辽，武兄，你不会就这么过一辈子吧”。内心深处，他还是为自己这位挚友担心，伴君如伴虎，以你武安国的追求与秉性，呆在京城，不知哪天还会惹怒朱元璋，已经没有兵权在手，朱元璋想除去你轻而易举。所以，他这几天交接完高丽善后事务，就赶着过来，希望能找出一个合适的办法让武安国离开京城。朱二到来之前，二人正说着此事。
对于各人安危，武安国显然比曹振想得乐观。他认为经过了辽东战争，朱元璋见识了坚船利炮的好处，肯定会在军队中大力推广火器，对这些奇技淫巧的了解，没有人比自己更多，对于朝廷有用的人，朱元璋还是会有一定的容忍度。
此外，虽然燕王到辽东后，曾几次写信给他父亲，要求安排武安国到军中任文职，但是，这种要求主要是为武安国的安全考虑。作为一个年少有为的王子，内心深处，他更希望凭借自身的力量。这一点从武安国从朱棣和自己告别时雀跃的目光中就能觉察得到。武安国没有抱怨朱棣，换了自己，也会这样。只要不改变自己在震北军中建立的制度，朱棣的行为不会太离谱。通过这两年自己言传身教，基本上已经改变了朱棣原来暴戾的性格。况且如果周围的人都不是残暴之徒，朱棣未必会像自己所熟知的那样残忍。
“我也不是乐不思蜀，能做事的地方不只是辽东一地”，武安国看了朱二一眼，有些含混的说道。外人面前，他不能和曹振把话说的太明，北平有郭璞，水师有曹振，还有若干从北平到各地发展的学生，商人，每人或多或少的会带上些北平新思维的印记，火种满满地已经在全国扩散，只待合适的萌芽时机。他不认为可能很快地让整个社会朝自己理想的方向发展，这几年，所做的一切都是朝着一个目标的努力探索。无论到哪里，他都不会放弃一个诉求，平等。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听到来自民间关于自身权利的主动要求，而不是靠自己或其他时代领先者去施舍。
经历和朱元璋的一场冲突，武安国成熟了很多。为了不让这个民族流太多的血，他直批逆鳞，做好了玉石俱焚的准备。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朱元璋的权谋之术如此之高，可以一步步把他算计在内，明知是圈套也不得不钻。在婚前，他完全可以不放弃军权，朱元璋也一时不能把奈何得了他。但是，这就打碎了他向朱元璋提出的，每个人都要遵守法律，法律不能因人的特殊而随意更改的原则。朱元璋不合法律的妄杀无辜，在他这里就有了从权的理由。在让朱元璋法外特批允许他继续带兵和遵守既有法律两条道路前，他只能选择后者。而被他所救的文官，除了宋濂、李善长这种绝世智者之外，很少有人感激他。相反，朱元璋巧妙地把拯救众人性命的功劳加到了太子身上。现在，太子朱标获得了仁厚的声望，曹振有了直捣黄龙的战功，唯独自己，不但失去了军权，而且失去了人脉。明天，遵循这个时代的习惯，他还要做一件不得不去做的事情，亲自去为自己的岳父复仇。为长辈复仇，这个时代的思维里天经地义，朱元璋给了他这个大大的“恩典”，做完此事，他已经站在整个文官集团的对立面上，高处不胜寒。
这场冲突，他赢回了数万条生命，却输掉了整个局势。他不想因自己影响北平、影响辽东的发展。他需要探索一个新的路子，一个新的推动社会变革的方式。在大明朝这张白纸上，他已经画下了一个朦胧的世界，一个冲破黎明的希望，剩下的如画江山，已经不是他和郭璞、曹振几个人所能完成，需要更多的觉醒者，更多的智慧，更多的热血。
栖霞、牛首，这些风景之地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游人，读书人爱这个调子，在山上的寺庙里沏上杯茶，摆几局子，谈文论诗，不胜风雅。这个秋天也的确有很多可以入诗或入画的盛事，比如说那几天来泊的战舰，如浮城一般逆流而上，帆若流云。从船上卸下的东西更让人惊叹，据有机会靠近的人说，那一船船都是金子、银子还有珍珠翡翠等价值连城之物，是高丽赔偿给大明的。让异族割地赔款，那好像是自打宋朝后就没遇到过事了，看着一箱箱的银子被抬上四轮马车，拉进国库，围观者的欢声震天。
“皇上有了银子花，明年的税该不会催那么紧了吧”，街道边的店铺老板一厢情愿地想。
读书人的看法总是和百姓不太一样，老成持重者会摇头，“这绑人国王，空人府库的行为，有违君子之道，倒有点儿像绑票的强盗”。
年青一点的，则多认为靖海侯太过妇人之仁，抓了高丽国王，再胁天子以令诸侯，李成桂和那些勤王的义军还能折腾到哪去，况且老将汤和还在他身后虎视旦旦。
尽管在京城的茶楼上显眼之处都贴着“少谈国是，莫论人非”、“菜从口入，祸从口出”，大家私底下还是要交流一番，特别是到了山林、寺庙这种人少的地方，争论起来唇枪舌剑，更是热闹，若不是顾及读书人的脸面，有好几次都要大打出手。
从春天起，几乎整个京城都在关注着这场战争。各种消息和观点主张漫谈乱飞，消息和观点的主要来源依旧是《北平春秋》和《北平新报》，这两张报纸一个长于分析，一个信息及时，几乎卖得洛阳纸贵。京城的商人可也没闲着，他们虽然没有北平那么灵通的消息，也不会放着银子不赚。每当北平的报纸一出版，第一时间就有快马接力南传，不到三天，京城的字画摊上就摆满散发着未干墨香的同样版本，并且印刷技术和纸张都无可挑剔。
京城不比北平，皇上眼皮底下还是少捅篓子，这些白纸黑字的东西哪天被人参上一本，或被好事者找出点儿麻烦来，可不是闹着玩的。盗版则不同了，钱自己赚，责任是北平那帮人的，况且还不用给那些写文章的人润笔钱。反正那边的事，官府历来睁一眼，闭一眼。
读书人们最惬意的事就是隔三差五买上张新报纸，乘上四轮马车参加朋友的清谈。四轮马车比轿子快，有这东西是身份的象征，虽然这车到了城外的差一点儿路上好出个毛病，但总比走着的强吧。这马车不比报纸，可得买北平原产货，京城这一带的仿制品不实在，哪天走着走着车轴咔嚓下子断了，摔个灰头土脸不说，还得一步步挪回城去，那眼可就现大了。“这是咱这钢不嗯（硬），那帮家伙废了皇上几十万两银子，就是炼不出好钢来，简直呆得一屁掉糟（一塌糊涂），被拉去充军，活该”。吃过破车亏的人提起京城附近的冶炼场来，个个都义愤填膺。
可充军未必是件坏事，虽然说“好铁不撵钉”，但是这跟着太子出征的人，无论贵贱都发了点儿小财，听说高丽那边金子便宜，李尧将军又不是个省油的主，高丽王都的贵人见了大明小兵就偷偷往怀里塞金子，还唯恐对方不笑纳。曹振将军顾不过来，朱二先生有意纵容，还有个从没有人见过他讲理的常大将军旁边煽风点火，反正有命回来的腰包都很鼓。个别家在京城的士兵，新修了房子不说，媒婆都踏破了门槛。
“不就是有了几个臭钱么，前年还和我们一起在太*底子蹲着抓虱子呢”，一些闲汉撇着嘴数落，说完了，拍拍屁股，收拾收拾，找把刀子刮刮脸，还得到江边上看看水师今年招人不，运气好被挑中了，说不定明年这时候，用花轿子抬新娘子进门的就是自己。
那些在冶炼场被拉去充军的，大小也是个官，没准等下一仗打完，能封个将军，这也叫否极泰来。正去年主动从军的世家子弟现在都升官了，有人还用功名赎了其父辈亲近胡党的罪名。要想立不世功名，还是得从军啊，“请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
《北平春秋》和《北平新报》从震北军出关之日起就吵得厉害，热闹之处以至于人们抓起报纸，第一个看的不是连载的《三国演义》，而是两个报纸的吐沫仗。两家报纸一个注重道义，一个注重利益，各说各的理，并且各自的报纸上还有正反观点，自己打自己嘴巴。就拿朝廷最终没选择灭掉高丽而是接受了其再度称臣这件事来说，《北平春秋》的头版头条是，这符合圣人之道，不为己甚，“蹊牛夺田，古之仁君不为”，把这个策略赞得天上少有，地下无双。而在其第二版，则针锋相对地认为，朝廷此举有养虎遗患之嫌，高丽国一旦恢复了元气，辽东依然不安宁。
《北平新报》的正面观点是，此事压根和道义无关，曹振的士兵太少，向高丽运送弹药也不容易，震北军的最大弱点是必需有充足的弹药供应。如果再坚持下去，一旦震北军弹药耗尽，双方难免两败俱伤。此外，高丽王在国内号召力本来就不大，挟持他没太多意义。相反李成桂以民族大义为口号，尽得高丽民心，即使大明击败了李成桂，光扑灭各地的反叛也要数十年，太不合算。反而是收回自己的国土后，勒索一笔赔偿更合适，高丽国王无论换成谁，只要想平平安安地过日子，就得恭恭敬敬的按期支付赔款，这种巨额的赔款，只会让高丽越来越弱。反面观点是，短期来看，不灭高丽好处比灭掉它大。但从长远利益分析，应该灭掉它。李成桂狼子野心，一定会找机会东山再起。况且灭掉高丽，虽然平乱会耗上些年月，但百年过后，高丽人都成了大明百姓，谁还记得故国衣冠，天下永远太平才是万世之利。
刚刚回到国内的曹振可没时间理会别人怎么议论，他给武安国的解释也不过是“力穷”二字而已。而朱二先生对此的理解是，经过数百年的发展，高丽已经形成自己独特民族，与塞外各部落不同，那些部落无论是认为自己是夏、商还是周的后代，至少还认为自己是中原人，而高丽却从来没有这样的传说。击败李成桂容易，消灭高丽人的反抗难。辽东被高丽占领了那么多年，苏策宇依然带领自己的部众不肯屈服。从“鞭子”眼中，你能看到深深的不屈与刻骨的仇恨。同样，即使大明占领了高丽全境，高丽人中也会有苏策宇这样的英雄前仆后继。“谁也不希望我们的后人终日生活在仇恨中”，他对着武安国，轻轻地说。
虽然未必认同朱二的意见，武安国依然很欣赏这个独立思考的人。微笑着吃了个刘凌亲手做的桂花蜜饯，仿佛陶醉在其中的甜美般半天才评价道：“怎么处理高丽，那是你们的事，你们当时觉得合适，就是合适，反正皇上授权给你们了。至于后辈如何，他们会有自己的判断和选择，我们管好自己这一辈子就行了，何必考虑那么多。说不定哪天高丽人会和我们联起手来，对付共同的敌人呢”？他想着自己那个时空朝鲜半岛那场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国的战争，渐渐神驰。
“有道理，子孙们自然有子孙们的作为”，曹振在一旁接过话题，打趣道“此间乐，不思辽，武兄，你不会就这么过一辈子吧”。内心深处，他还是为自己这位挚友担心，伴君如伴虎，以你武安国的追求与秉性，呆在京城，不知哪天还会惹怒朱元璋，已经没有兵权在手，朱元璋想除去你轻而易举。所以，他这几天交接完高丽善后事务，就赶着过来，希望能找出一个合适的办法让武安国离开京城。朱二到来之前，二人正说着此事。
对于各人安危，武安国显然比曹振想得乐观。他认为经过了辽东战争，朱元璋见识了坚船利炮的好处，肯定会在军队中大力推广火器，对这些奇技淫巧的了解，没有人比自己更多，对于朝廷有用的人，朱元璋还是会有一定的容忍度。
此外，虽然燕王到辽东后，曾几次写信给他父亲，要求安排武安国到军中任文职，但是，这种要求主要是为武安国的安全考虑。作为一个年少有为的王子，内心深处，他更希望凭借自身的力量。这一点从武安国从朱棣和自己告别时雀跃的目光中就能觉察得到。武安国没有抱怨朱棣，换了自己，也会这样。只要不改变自己在震北军中建立的制度，朱棣的行为不会太离谱。通过这两年自己言传身教，基本上已经改变了朱棣原来暴戾的性格。况且如果周围的人都不是残暴之徒，朱棣未必会像自己所熟知的那样残忍。
“我也不是乐不思蜀，能做事的地方不只是辽东一地”，武安国看了朱二一眼，有些含混的说道。外人面前，他不能和曹振把话说的太明，北平有郭璞，水师有曹振，还有若干从北平到各地发展的学生，商人，每人或多或少的会带上些北平新思维的印记，火种满满地已经在全国扩散，只待合适的萌芽时机。他不认为可能很快地让整个社会朝自己理想的方向发展，这几年，所做的一切都是朝着一个目标的努力探索。无论到哪里，他都不会放弃一个诉求，平等。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听到来自民间关于自身权利的主动要求，而不是靠自己或其他时代领先者去施舍。
经历和朱元璋的一场冲突，武安国成熟了很多。为了不让这个民族流太多的血，他直批逆鳞，做好了玉石俱焚的准备。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朱元璋的权谋之术如此之高，可以一步步把他算计在内，明知是圈套也不得不钻。在婚前，他完全可以不放弃军权，朱元璋也一时不能把奈何得了他。但是，这就打碎了他向朱元璋提出的，每个人都要遵守法律，法律不能因人的特殊而随意更改的原则。朱元璋不合法律的妄杀无辜，在他这里就有了从权的理由。在让朱元璋法外特批允许他继续带兵和遵守既有法律两条道路前，他只能选择后者。而被他所救的文官，除了宋濂、李善长这种绝世智者之外，很少有人感激他。相反，朱元璋巧妙地把拯救众人性命的功劳加到了太子身上。现在，太子朱标获得了仁厚的声望，曹振有了直捣黄龙的战功，唯独自己，不但失去了军权，而且失去了人脉。明天，遵循这个时代的习惯，他还要做一件不得不去做的事情，亲自去为自己的岳父复仇。为长辈复仇，这个时代的思维里天经地义，朱元璋给了他这个大大的“恩典”，做完此事，他已经站在整个文官集团的对立面上，高处不胜寒。
这场冲突，他赢回了数万条生命，却输掉了整个局势。他不想因自己影响北平、影响辽东的发展。他需要探索一个新的路子，一个新的推动社会变革的方式。在大明朝这张白纸上，他已经画下了一个朦胧的世界，一个冲破黎明的希望，剩下的如画江山，已经不是他和郭璞、曹振几个人所能完成，需要更多的觉醒者，更多的智慧，更多的热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