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元起一愣：“还请大总统赐教！”
袁世凯道：“百熙你学识渊博、胸藏锦绣，从政谦冲退让、廉洁奉公，这些都是世所共知的。而且你不计名利，出资兴办大量学堂，造福万千学子；以一隅之地，先后出兵平定西藏、外蒙，使得国家金瓯无缺。在这些方面，老夫也是敬佩万分。但是这些年来，国家形势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呢？”
不待孙元起回答，袁世凯便自问自答道：“你我都曾在前朝任职，如今又在民国政府里共事，见识应该略胜南方那些革命党。在老夫看来，国家形势是变坏了，而不是变好了，尤其在世道人心上！如今学生不读经典，不识孔孟，不知仁义礼智；女子不遵三从四德，背弃纲常，鼓吹男女平权；官员不知廉耻，但知中饱私囊，操守荡然无存；各省不听中央号令，截留上缴税款，滥征苛捐杂税，大肆扩充军队，致使民生凋敝。长此以往，只怕民国会像嬴秦、新莽一样旋起旋灭，那时孙逸仙和老夫固然是罪无可绾，百熙你也难辞其咎吧？”
孙元起暗自撇了撇嘴：民国如此局面，多半是你和革命党造的孽，和我有半毛钱关系？若是真的怪我，另一时空中倒是没人搅局，民国政府照样只统治全国三十余年，如同嬴秦、新莽一般旋起旋灭，那又怪谁？难道太祖也是穿越众搅局不成？
“孙某自承好为人师，在施教过程中未能完全尽到督导之责。使得学生中或有作奸犯科者，确实罪孽深重。但目前形势如此却并非孙某一人的罪愆，孙某也承当不起那么大的罪名。”孙元起辩解道。“而且在孙某看来，形势并没有所说的那么悲观，只怕大总统有些言过其实。诚然现在局势有些混乱，但在改朝换代之际，稍有混乱也属正常现象。因为在破旧立新的过程中，必然会有些人觉得迷惘、觉得苦痛、觉得失落，这些都是在所难免的。也是理所当然的。何况推翻皇权实现共和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还请大总统稍安勿躁静观其变。”
袁世凯叹息一声：“老夫知道，现在很多人都把袁某视为封建守旧冥顽不化的典型，加以极力批判。其实老夫何曾反对过改革？早在前清之时。袁某便积极参与了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实业等方面的改造和革新，而且颇有成就，也曾被守旧士绅称为‘激进派’。如何现在就成了保守派了呢？是袁某态度发生转变，还是世风变化太快？这很值得深究。
“国家现在积贫积弱。远远落后于泰西诸国。甚至不如东瀛的弹丸小国，改革确实非常必要。但在老夫看来，眼下弊端不是国家改革程度不够，而是搞得过多过快，很多地方全盘剿袭东西洋的制度、理论，丝毫不顾本国的实际情况，以至于方凿圆枘格格不入，这才造成今天这般混乱。就比如国会选举。当前民众识字率不过百分之一，智识低下。不识大体，绝大多数人都在为生计奔波，谁有闲心去关注议员选举之事？纵使他们去投票，也只能听从片面之词，选出一批乡愿民贼来！
“所以，我们目前的要务是保持冷静，暂停学习效仿东西洋的各种事务，不要高谈阔论东西洋的各种制度，维持国家稳定局面。然后我们低下头来根据国家实际，适当借鉴东西洋的制度理论，一步步解决民生疾苦。如此岂不是更好？”
咦！这不就是民初版的“白猫黑猫论”么？
“大总统所言极是！”孙元起觉得如果袁世凯不开历史倒车，老老实实解决国计民生的问题，倒不失为一个理想的合作对象。
袁世凯又道：“就目前来看有两个问题最为紧要，希望百熙在继任总理之后优先加以考虑，一是如何处理好中央与各省的关系。当前东西洋各国列强对我中华虎视眈眈垂涎欲滴，可谓群雄环伺，危险丛生。百熙曾先后派兵平定西藏、外蒙的叛乱，想来对此更有感触。民国要想在此充满掠夺和鲸吞的世界中保护领土完整，就必须从根本上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避免各省间的内耗，全力对外。可现实情况呢？
“早在前清光绪末年，随着中央政府的威权日衰，以两江、两广为代表的南方各省渐渐与中央离心离德。尽管西太后等人曾先后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对各省的控制，但收效甚微。尤其在西太后驾崩、立宪运动兴起后，反对中央集权的呼声越来越大。其实辛亥年的南方各省先后宣布起义独立，未尝不可理解为是针对中央集权制的反叛。
“辛亥之役后，南方各省不仅在军事上取得了独立，还取得了政治、财政、立法方面的自治权，完全就是国中之国。《临时约法》明确赋予了大总统任命和罢免官员的权力，可是袁某想要任命各省官员的话，必须首先看各省都督的脸色。只要他们不同意，总统府的公文就是废纸一张。如果言辞稍稍严厉，马上就被当作成对省内部事务的干涉，换来该省议员在参议院中的大肆指责。说来可笑，当初南京临时政府信誓旦旦要求袁某遵守《临时约法》，现在竟然换成袁某千方百计要求各省遵守《临时约法》！
“遥想戊戌年变法失败后，德宗皇帝被囚禁在南海瀛台，但各种朝报奏章还是能看到的，任命各府道州县都必须引见陛辞，经他过目。而现在袁某想要各省当局在任命县知事时先呈报北京批准，居然被他们断然否决，还被他们斥责为专横。也就是说，袁某现在连各县知事姓名都不知道。老夫这个堂堂正正的大总统，论权力甚至不如一个被囚禁的皇帝。难道这就是实行民主共和后的国家法制？”
说到此处袁世凯不禁哈哈大笑，笑声带着难以掩饰的愤懑，眼中则透露出丝丝狠戾之色。
在民国元年。中国面临着诡异的局面，即一个极力主张中央集权的总统却统辖着一个实际上是联邦制的国家。而在这个国家里，以北方士绅为主体的民众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强烈支持建立统一集权的国家；而以南方革命党为主体的民众受欧风美雨的熏陶，则主张各省自治。当然，他们不仅是主张，而且已经迈开了实际性的一步。这一切的一切。都意味着南北矛盾的不可调和。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个尖锐对立的矛盾将逐步激化，促使南北双方各自走向自己的极端：北方政府将更加集权**。南方则以暴力手段要求从北方统治下独立。最终军事实力占优的北方取得了暂时性的胜利，并建立了洪宪王朝。——如果不是袁世凯复辟称帝的话，这个胜利很有可能是长期性的。后来的史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想透这些，孙元起终于明白为何袁世凯最终走上了称帝之路。在孙元起就任总理之后。这个问题也将摆到他的案前：究竟该如何应对南方各省要求的自治？或者说。多大程度上的各省自治与中央集权相结合，才能同时满足南北双方的要求？这是个博弈。
孙元起道：“在现今局势下，中国实行各省自治根本是死路一条，只会给外国列强各个击破的机会。所以中央与地方之间的问题不是实不实行各省自治，而是在实行中央集权的前提下留给地方多少自治权。”
袁世凯点点头，接着说道：“二是如何处理好政府与政党的关系。如果没有政党，虽然政府决策也会夹杂着个人私利，但大多时候还是以国家利益为重的。然而有了政党。事情却变得完全不同，因为他们只代表着一小部分人的利益。若是他们上台执政，则政府无法公平公正处理国家事务，在立法行政时肯定会偏向他们自己的政党，损害国家的利益；若是他们下台在野，则会利用各种阴私，千方百计攻讦政府，非得迫使政府倒台而后休，简直堪称祸乱之源
“作为政党的渊薮，国会罪恶更是擢发难数！如果国家富强、民生安定，内无匪乱、外无强敌，国会倒不失为士绅参政议政、献言献策的机构。现在国家形势危殆，遇到某些急如星火之事需要尽快处理，他们却为各党私利在议会中相互扯皮，蝇营狗苟，丝毫不顾国计民生。他们的所作所为，无非是想束缚陷害政府。对于这些，袁某已经经历多次；等百熙就任总理，也能亲身感受到这种苦痛！”
孙元起点点头：“确实如大总统所言，议会制度适合守成，而不适合创业；适合日常，而不适合应急。尤其是在中国议会制度还不完善、议员素质有待提高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在遇到内政外交方面不适宜公开的事项，或者某些紧急事变的时候，议会几乎没有伸展收缩的余地，变成政府决策的一道枷锁。扯皮推诿现象估计也在所难免，甚至可能重现‘朝议未决，兵已渡河’的闹剧。中国推行政党、议会制度，任重道远啊！”
袁世凯道：“百熙你学识渊博、胸藏锦绣，从政谦冲退让、廉洁奉公，这些都是世所共知的。而且你不计名利，出资兴办大量学堂，造福万千学子；以一隅之地，先后出兵平定西藏、外蒙，使得国家金瓯无缺。在这些方面，老夫也是敬佩万分。但是这些年来，国家形势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呢？”
不待孙元起回答，袁世凯便自问自答道：“你我都曾在前朝任职，如今又在民国政府里共事，见识应该略胜南方那些革命党。在老夫看来，国家形势是变坏了，而不是变好了，尤其在世道人心上！如今学生不读经典，不识孔孟，不知仁义礼智；女子不遵三从四德，背弃纲常，鼓吹男女平权；官员不知廉耻，但知中饱私囊，操守荡然无存；各省不听中央号令，截留上缴税款，滥征苛捐杂税，大肆扩充军队，致使民生凋敝。长此以往，只怕民国会像嬴秦、新莽一样旋起旋灭，那时孙逸仙和老夫固然是罪无可绾，百熙你也难辞其咎吧？”
孙元起暗自撇了撇嘴：民国如此局面，多半是你和革命党造的孽，和我有半毛钱关系？若是真的怪我，另一时空中倒是没人搅局，民国政府照样只统治全国三十余年，如同嬴秦、新莽一般旋起旋灭，那又怪谁？难道太祖也是穿越众搅局不成？
“孙某自承好为人师，在施教过程中未能完全尽到督导之责。使得学生中或有作奸犯科者，确实罪孽深重。但目前形势如此却并非孙某一人的罪愆，孙某也承当不起那么大的罪名。”孙元起辩解道。“而且在孙某看来，形势并没有所说的那么悲观，只怕大总统有些言过其实。诚然现在局势有些混乱，但在改朝换代之际，稍有混乱也属正常现象。因为在破旧立新的过程中，必然会有些人觉得迷惘、觉得苦痛、觉得失落，这些都是在所难免的。也是理所当然的。何况推翻皇权实现共和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还请大总统稍安勿躁静观其变。”
袁世凯叹息一声：“老夫知道，现在很多人都把袁某视为封建守旧冥顽不化的典型，加以极力批判。其实老夫何曾反对过改革？早在前清之时。袁某便积极参与了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实业等方面的改造和革新，而且颇有成就，也曾被守旧士绅称为‘激进派’。如何现在就成了保守派了呢？是袁某态度发生转变，还是世风变化太快？这很值得深究。
“国家现在积贫积弱。远远落后于泰西诸国。甚至不如东瀛的弹丸小国，改革确实非常必要。但在老夫看来，眼下弊端不是国家改革程度不够，而是搞得过多过快，很多地方全盘剿袭东西洋的制度、理论，丝毫不顾本国的实际情况，以至于方凿圆枘格格不入，这才造成今天这般混乱。就比如国会选举。当前民众识字率不过百分之一，智识低下。不识大体，绝大多数人都在为生计奔波，谁有闲心去关注议员选举之事？纵使他们去投票，也只能听从片面之词，选出一批乡愿民贼来！
“所以，我们目前的要务是保持冷静，暂停学习效仿东西洋的各种事务，不要高谈阔论东西洋的各种制度，维持国家稳定局面。然后我们低下头来根据国家实际，适当借鉴东西洋的制度理论，一步步解决民生疾苦。如此岂不是更好？”
咦！这不就是民初版的“白猫黑猫论”么？
“大总统所言极是！”孙元起觉得如果袁世凯不开历史倒车，老老实实解决国计民生的问题，倒不失为一个理想的合作对象。
袁世凯又道：“就目前来看有两个问题最为紧要，希望百熙在继任总理之后优先加以考虑，一是如何处理好中央与各省的关系。当前东西洋各国列强对我中华虎视眈眈垂涎欲滴，可谓群雄环伺，危险丛生。百熙曾先后派兵平定西藏、外蒙的叛乱，想来对此更有感触。民国要想在此充满掠夺和鲸吞的世界中保护领土完整，就必须从根本上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避免各省间的内耗，全力对外。可现实情况呢？
“早在前清光绪末年，随着中央政府的威权日衰，以两江、两广为代表的南方各省渐渐与中央离心离德。尽管西太后等人曾先后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对各省的控制，但收效甚微。尤其在西太后驾崩、立宪运动兴起后，反对中央集权的呼声越来越大。其实辛亥年的南方各省先后宣布起义独立，未尝不可理解为是针对中央集权制的反叛。
“辛亥之役后，南方各省不仅在军事上取得了独立，还取得了政治、财政、立法方面的自治权，完全就是国中之国。《临时约法》明确赋予了大总统任命和罢免官员的权力，可是袁某想要任命各省官员的话，必须首先看各省都督的脸色。只要他们不同意，总统府的公文就是废纸一张。如果言辞稍稍严厉，马上就被当作成对省内部事务的干涉，换来该省议员在参议院中的大肆指责。说来可笑，当初南京临时政府信誓旦旦要求袁某遵守《临时约法》，现在竟然换成袁某千方百计要求各省遵守《临时约法》！
“遥想戊戌年变法失败后，德宗皇帝被囚禁在南海瀛台，但各种朝报奏章还是能看到的，任命各府道州县都必须引见陛辞，经他过目。而现在袁某想要各省当局在任命县知事时先呈报北京批准，居然被他们断然否决，还被他们斥责为专横。也就是说，袁某现在连各县知事姓名都不知道。老夫这个堂堂正正的大总统，论权力甚至不如一个被囚禁的皇帝。难道这就是实行民主共和后的国家法制？”
说到此处袁世凯不禁哈哈大笑，笑声带着难以掩饰的愤懑，眼中则透露出丝丝狠戾之色。
在民国元年。中国面临着诡异的局面，即一个极力主张中央集权的总统却统辖着一个实际上是联邦制的国家。而在这个国家里，以北方士绅为主体的民众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强烈支持建立统一集权的国家；而以南方革命党为主体的民众受欧风美雨的熏陶，则主张各省自治。当然，他们不仅是主张，而且已经迈开了实际性的一步。这一切的一切。都意味着南北矛盾的不可调和。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个尖锐对立的矛盾将逐步激化，促使南北双方各自走向自己的极端：北方政府将更加集权**。南方则以暴力手段要求从北方统治下独立。最终军事实力占优的北方取得了暂时性的胜利，并建立了洪宪王朝。——如果不是袁世凯复辟称帝的话，这个胜利很有可能是长期性的。后来的史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想透这些，孙元起终于明白为何袁世凯最终走上了称帝之路。在孙元起就任总理之后。这个问题也将摆到他的案前：究竟该如何应对南方各省要求的自治？或者说。多大程度上的各省自治与中央集权相结合，才能同时满足南北双方的要求？这是个博弈。
孙元起道：“在现今局势下，中国实行各省自治根本是死路一条，只会给外国列强各个击破的机会。所以中央与地方之间的问题不是实不实行各省自治，而是在实行中央集权的前提下留给地方多少自治权。”
袁世凯点点头，接着说道：“二是如何处理好政府与政党的关系。如果没有政党，虽然政府决策也会夹杂着个人私利，但大多时候还是以国家利益为重的。然而有了政党。事情却变得完全不同，因为他们只代表着一小部分人的利益。若是他们上台执政，则政府无法公平公正处理国家事务，在立法行政时肯定会偏向他们自己的政党，损害国家的利益；若是他们下台在野，则会利用各种阴私，千方百计攻讦政府，非得迫使政府倒台而后休，简直堪称祸乱之源
“作为政党的渊薮，国会罪恶更是擢发难数！如果国家富强、民生安定，内无匪乱、外无强敌，国会倒不失为士绅参政议政、献言献策的机构。现在国家形势危殆，遇到某些急如星火之事需要尽快处理，他们却为各党私利在议会中相互扯皮，蝇营狗苟，丝毫不顾国计民生。他们的所作所为，无非是想束缚陷害政府。对于这些，袁某已经经历多次；等百熙就任总理，也能亲身感受到这种苦痛！”
孙元起点点头：“确实如大总统所言，议会制度适合守成，而不适合创业；适合日常，而不适合应急。尤其是在中国议会制度还不完善、议员素质有待提高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在遇到内政外交方面不适宜公开的事项，或者某些紧急事变的时候，议会几乎没有伸展收缩的余地，变成政府决策的一道枷锁。扯皮推诿现象估计也在所难免，甚至可能重现‘朝议未决，兵已渡河’的闹剧。中国推行政党、议会制度，任重道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