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代完后事，张振武便踏上了北上的火车。
张振武前脚刚走，黎元洪后脚就急不可耐地给袁世凯发密电，历数张振武之前种种劣迹，最后说道：“元洪爱既不能，忍又不敢，回肠荡气，仁智俱穷，伏乞将张振武立予正法，以昭炯戒。”
袁世凯知道黎元洪这是借刀杀人，但他也不是盏省油的灯，顺手挖了个坑等着黎元洪跳进来。便揣着明白装糊涂，随即发电回去问道：“黎老弟，你让我帮忙杀掉张振武，会不会只是嘴上说说玩的？你确信真要干掉他？”
黎元洪到底年轻，还以为袁世凯要跟他耍赖，马上就回电道：“袁老哥，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会跟你开玩笑么？赶紧除掉张振武那个祸根，我好睡个安稳觉！”
袁世凯手里捏着两份黎元洪的密电，当下不动声色，做了秘密布置。
话说张振武抵达北京之后，迎接他的并不是军警林立、斧钺加身，而是共和党议员、湖北先期在京的首义功臣乃至姜桂题、段芝贵等北洋系将领。大家相见笑语嫣然，相互酬答，没有丝毫紧张的气息。其后袁世凯还设宴款待张振武一行，席间觥筹交错宾主尽欢。见此情形，张振武不由得长松一口气：看来是我杞人忧天了！
危险情况一解除，他便故态萌发，以革命元勋的身份周旋于同盟会与共和党之间，还试图调解两党之间的党争；在报纸上大谈如何消除分歧，共谋救亡图存之策。随后，又以增进南北感情为由，率领湖北将校在六国饭店宴请姜桂题、段芝贵等北洋系将领。殊不知。段芝贵在参加宴会的时候，身上已经带着袁世凯立即捕杀自己的军令了。宴席过半，段芝贵借口有些紧急军务需要处理，先行告辞。
其实所谓的“紧急军务”，就是执行大总统府签发、陆军部副署的捕杀张振武的军令。
张振武当晚离开六国饭店约在10点左右。他酒意醺醺意满志得，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危在旦夕。此时北京城里能以汽车代步的，除了欧、美等国公使外，只有孙元起、袁大公子袁克定以及张謇、汤寿潜等三数人，张振武明显不够资格，所以他坐的是马车。
等马车途经正阳门时。两旁事先埋伏的绊马索缠住马蹄，四周伏兵一拥而上，将张振武及随从逮个正着，随即五花大绑送至西单牌楼玉皇阁军政执法处。被押到军政执法处，张振武的酒已经醒了大半，见到有“陆屠伯”之称的处长陆建章。厉声叱责道：“尔等竟然敢逮捕我，知道我是谁么？”
陆建章笑吟吟地说道：“既然把你逮来，自然知道你是谁。”
张振武一愣，马上又责问道：“那我究竟犯了什么罪？你根据什么法律逮捕我？”
陆建章微笑着把黎元洪的来电递到张振武。
张振武看完之后勃然大怒：“胡说！胡说！纯粹一派胡言！黎元洪就是满清余孽，对我等革命功臣一直怀恨在心，必欲除之而后快。你们怎么能仅凭姓黎那个狗贼的片面之词，就逮捕首义元勋呢？我要面见大总统。陈诉冤情！”
陆建章依然不解释，直接把袁世凯、段祺瑞签署的军令推到了张振武面前。
张振武看罢，才知道自己已无生还之理，不禁一声叹息：“张某毁家破产，舍生忘死，力造共和，不料民国居然如此黑暗。种彼良因，获此恶果，死则死耳！只是不知你们这些人死后，有何面目去见革命先烈！”说完再无一言。
此时已经午夜一点。见张振武交代完遗言，陆建章挥手示意，执刑的人立即上前执行枪决。就这样，一代英豪、开国元勋，不明不白地死在了军政执法处。
袁世凯自然知道纸里包不住火。消息一旦传开，全国舆论必定一片哗然。所以当天深夜，他便命人在湖北旅京将校的住处外张贴了公告，将黎元洪的密电和他根据密电所下的军令一字不漏地公布出来，将自己摘得干干净净，把所有罪责全都推到了黎元洪身上。
果然，张振武被杀消息传出后，湖北旅京的将校、议员大为愤慨，一大早就组团赶赴大总统府质问原因。袁世凯也很给面子，亲自出来接见。见面之后，孙武便声色俱厉地斥问道：“请问大总统阁下，张春山究竟犯了什么罪？为何要采取这种手段对付开国元勋？”
袁世凯一脸哀痛，声音低沉地说道：“想来诸位已经看到公告了吧？这件事袁某很抱歉，但经过情形就是这样，诸位应该非常明了。这并非袁某出于私愤而诛杀开国元勋，而是根据黎副总统的来电办理。我知道对不住湖北人，天下人必会骂我，但我无法救他的命。”
蒋翊武道：“根据《临时约法》规定，人民之身体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黎副总统身为国民表率，竟然任意行使特权，以一纸电文草菅人命，显然是破坏约法、背叛民国。大总统怎么能助成其恶呢？再者，如果大总统不签署军令，张春山又何至于饮恨而死？您怎么能说无法救他的命呢！”
袁世凯愧疚地说道：“伯夔（蒋翊武）所言甚是有理！但诸位应该明白，袁某虽然身为大总统，其实命令不过长江，南方诸事还要以黎副总统意见为主，双方互相商量着处理。黎黄陂以鄂督而兼副总统，其实就是代表南方革命党在中央政府中的声音。张春山一事，说是中央军政执法处办理，其实说到底还是南方的事，是黎副总统在办理。袁某为了不得罪黎副总统，确保南北方不出现对立，只好奉命行事。各位的责备，我无话好讲，请原谅！”
张振武前脚刚走，黎元洪后脚就急不可耐地给袁世凯发密电，历数张振武之前种种劣迹，最后说道：“元洪爱既不能，忍又不敢，回肠荡气，仁智俱穷，伏乞将张振武立予正法，以昭炯戒。”
袁世凯知道黎元洪这是借刀杀人，但他也不是盏省油的灯，顺手挖了个坑等着黎元洪跳进来。便揣着明白装糊涂，随即发电回去问道：“黎老弟，你让我帮忙杀掉张振武，会不会只是嘴上说说玩的？你确信真要干掉他？”
黎元洪到底年轻，还以为袁世凯要跟他耍赖，马上就回电道：“袁老哥，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会跟你开玩笑么？赶紧除掉张振武那个祸根，我好睡个安稳觉！”
袁世凯手里捏着两份黎元洪的密电，当下不动声色，做了秘密布置。
话说张振武抵达北京之后，迎接他的并不是军警林立、斧钺加身，而是共和党议员、湖北先期在京的首义功臣乃至姜桂题、段芝贵等北洋系将领。大家相见笑语嫣然，相互酬答，没有丝毫紧张的气息。其后袁世凯还设宴款待张振武一行，席间觥筹交错宾主尽欢。见此情形，张振武不由得长松一口气：看来是我杞人忧天了！
危险情况一解除，他便故态萌发，以革命元勋的身份周旋于同盟会与共和党之间，还试图调解两党之间的党争；在报纸上大谈如何消除分歧，共谋救亡图存之策。随后，又以增进南北感情为由，率领湖北将校在六国饭店宴请姜桂题、段芝贵等北洋系将领。殊不知。段芝贵在参加宴会的时候，身上已经带着袁世凯立即捕杀自己的军令了。宴席过半，段芝贵借口有些紧急军务需要处理，先行告辞。
其实所谓的“紧急军务”，就是执行大总统府签发、陆军部副署的捕杀张振武的军令。
张振武当晚离开六国饭店约在10点左右。他酒意醺醺意满志得，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危在旦夕。此时北京城里能以汽车代步的，除了欧、美等国公使外，只有孙元起、袁大公子袁克定以及张謇、汤寿潜等三数人，张振武明显不够资格，所以他坐的是马车。
等马车途经正阳门时。两旁事先埋伏的绊马索缠住马蹄，四周伏兵一拥而上，将张振武及随从逮个正着，随即五花大绑送至西单牌楼玉皇阁军政执法处。被押到军政执法处，张振武的酒已经醒了大半，见到有“陆屠伯”之称的处长陆建章。厉声叱责道：“尔等竟然敢逮捕我，知道我是谁么？”
陆建章笑吟吟地说道：“既然把你逮来，自然知道你是谁。”
张振武一愣，马上又责问道：“那我究竟犯了什么罪？你根据什么法律逮捕我？”
陆建章微笑着把黎元洪的来电递到张振武。
张振武看完之后勃然大怒：“胡说！胡说！纯粹一派胡言！黎元洪就是满清余孽，对我等革命功臣一直怀恨在心，必欲除之而后快。你们怎么能仅凭姓黎那个狗贼的片面之词，就逮捕首义元勋呢？我要面见大总统。陈诉冤情！”
陆建章依然不解释，直接把袁世凯、段祺瑞签署的军令推到了张振武面前。
张振武看罢，才知道自己已无生还之理，不禁一声叹息：“张某毁家破产，舍生忘死，力造共和，不料民国居然如此黑暗。种彼良因，获此恶果，死则死耳！只是不知你们这些人死后，有何面目去见革命先烈！”说完再无一言。
此时已经午夜一点。见张振武交代完遗言，陆建章挥手示意，执刑的人立即上前执行枪决。就这样，一代英豪、开国元勋，不明不白地死在了军政执法处。
袁世凯自然知道纸里包不住火。消息一旦传开，全国舆论必定一片哗然。所以当天深夜，他便命人在湖北旅京将校的住处外张贴了公告，将黎元洪的密电和他根据密电所下的军令一字不漏地公布出来，将自己摘得干干净净，把所有罪责全都推到了黎元洪身上。
果然，张振武被杀消息传出后，湖北旅京的将校、议员大为愤慨，一大早就组团赶赴大总统府质问原因。袁世凯也很给面子，亲自出来接见。见面之后，孙武便声色俱厉地斥问道：“请问大总统阁下，张春山究竟犯了什么罪？为何要采取这种手段对付开国元勋？”
袁世凯一脸哀痛，声音低沉地说道：“想来诸位已经看到公告了吧？这件事袁某很抱歉，但经过情形就是这样，诸位应该非常明了。这并非袁某出于私愤而诛杀开国元勋，而是根据黎副总统的来电办理。我知道对不住湖北人，天下人必会骂我，但我无法救他的命。”
蒋翊武道：“根据《临时约法》规定，人民之身体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黎副总统身为国民表率，竟然任意行使特权，以一纸电文草菅人命，显然是破坏约法、背叛民国。大总统怎么能助成其恶呢？再者，如果大总统不签署军令，张春山又何至于饮恨而死？您怎么能说无法救他的命呢！”
袁世凯愧疚地说道：“伯夔（蒋翊武）所言甚是有理！但诸位应该明白，袁某虽然身为大总统，其实命令不过长江，南方诸事还要以黎副总统意见为主，双方互相商量着处理。黎黄陂以鄂督而兼副总统，其实就是代表南方革命党在中央政府中的声音。张春山一事，说是中央军政执法处办理，其实说到底还是南方的事，是黎副总统在办理。袁某为了不得罪黎副总统，确保南北方不出现对立，只好奉命行事。各位的责备，我无话好讲，请原谅！”